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到了0振动试验台

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到了

不断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海内外调控部门的高度关注。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官员10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举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首个峰会，七国财长宣布了一项五点计划，以期共同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七国集团表示，他们要采取果断行动并且使用一切手段。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宏观调控部门与权威研究机构也发布了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些判断一方面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形势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但另一方面仍然乐观看待中国经济前景。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认为，经济下行拐点证据尚不充分。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形势变化显而易见，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在方向上是负面和消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速的不断下降，各国股市的持续暴跌，必然会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影响。无须讳言，既有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企业投资效益在不断降低，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为19.4%，较去年同期的37%大幅回落;对外出口受欧美经济衰退影响，已先行陷入困境;消费需求在扣除石油等相关消费因素后，实际增长也无法令人满意。因此，从宏观经济形势研判，我国经济周期已经明显脱离之前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状态，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是若隐若现。

更为关键的是，在之前近一年半的时间内，防过热、抑通胀一直是调控政策的基调，然而就在短短数月内，通货紧缩的阴影却笼罩着中国经济。于相关调控部门而言，经济形势的突变对政策制定、落实的考验极大。但必须要强调的是，经济周期的波动永远是起起落落，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要缓解经济周期波动的负面影响。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反经济周期而动的调控政策的效果是积极有效的。对此，无论是相关决策部门，还是具体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都应该抱有坚定信心。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于相关政策之效果，我们理应拥有较海外更加乐观的信心。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也曾面临严峻考验。彼时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财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坚持对外本币不贬值、对内采取拉动内需政策两大原则。尽管当时国内经济增速也曾出现明显回落，市场景气状况一度陷入低迷，但是就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从次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转而进入到长达八年之久、持续至去年年底的繁荣阶段。可见，对于短期经济波动之影响，过度悲观看待并不足取。

对比十年前的经济状况，当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外汇储备规模、产业竞争力和财政实力都已经大大提高。整体经济基本面的长足发展，为中国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策空间，对于调控政策的绩效，我们也理应更加乐观地预估。当然，政策环境的优势因素并不意味着能够看淡应对危机的难度与技巧，特别是以往应对类似问题的经验教训，更需要认真汲取。

目前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加大投入来拉动内需。对于这一建议需要相关部门谨慎而行。事实上，拉动内需应该力求避免行政因素过度介入市场。尽管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经济建设对抗衰退的效果明显，但负面作用同样巨大：一方面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目标，强化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症;另一方面，财政投资的加大，虽然能够保证经济增速，但是却会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甚至透过挤出效应冲抵、减少民间投资的热情，相关政策的最终效果将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把应对次贷危机视为短期经济目标，那么，从中长期看，眼下可谓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模式合理转变的良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农村消费需求的实质性提振。多达八亿人口的我国农村消费市场一直是需求乏力，是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之一。究其原因，农村历史经济利益补偿不到位、农地流转定价偏低、农民在土地流转中收益过低、农村产业化程度过低等因素，最终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内需的实质性启动，也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合理转变，造成投资依赖症屡屡出现。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让打破中国国内需求瓶颈的问题成为关键，也把我国农村经济问题推上了改革的历史舞台。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体制性突破，实现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那么从长期看，这场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为中国带来的长期经济机遇将远远大于短期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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